一位陌生青年上門向他推銷植保無人機服務，稱能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代替他手工進行農田的農藥噴灑工作。人力噴灑十幾年農藥的劉新柱，從不信任何機器，背起藥箱便要和這無人機比試比試，不料自己手持設備還沒安裝好，那架無人機便從一畝地外飛了回來。他這才將這臺無人機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之前他只在電視上見過，但從未親眼見過。
植保無人機/圖 來源網絡
農民眼中的植保無人機
艾瑞咨詢發布的《2016年中國無人機行業研究報告》預計,到2025年農林植保無人機市場規模將達200億元。雖然2015年一度在資本市場成為高科技行業最火熱的投資賽道之一，但植保無人機在中國農田的覆蓋率為僅為2%，相比日本達到的40-50%覆蓋率，無人機在中國農業產業中并不普及。
山西臨汾市吉縣副縣長徐天明告訴記者，“自今年3月起，吉縣8萬農業人口中，僅有2-3％的農民購買了無人機作業服務，農民對植保無人機的接受需要時間”。
4月25日，記者走入吉縣的村莊，這里幾乎看不到青年人，常有土坯房門前坐著老人，太陽下一口一口抽著旱煙。當下農村勞動力短缺的問題，讓噴灑農藥的工作環節急需“機器代人”。談起吉縣，最讓他頭疼的是本地勞力昂貴的問題，縣里的人力成本每年增加10-15%，本地青年人幾乎都外出務工，每到灑農藥和收果的農忙時期，家里老人經常從外縣找人或訴諸勞動力市場。
在2-3%購買無人機服務的農民中，主要看重無人機植保服務在價格上比人力更有優勢。在植保無人機市場中，植保服務作為連接植保無人機制造商和農民的中間環節，從上游以購買或租賃形式代理無人機產品后，再投入一定人力和農藥成本，為農民進行噴灑農藥的服務。
劉新柱算過一筆賬，“無人機作業，包括藥物在內每畝地收費二十多元，相比人力噴灑，平均可節約十幾塊，按一畝地噴灑5次計算，一畝地就能節省七八十元。”劉新柱認為，只要無人機作業效果和人力一樣，那么采用植保服務就是劃算的。而無人機噴灑果樹的效果已通過霧滴分布影響試驗得到劉新柱的正向肯定。
吉縣農民愿為每畝地支付二十多元的高價，這幾乎是新疆、河南以及東北地區農田的四倍，通常新疆農田每畝作業價格6-7元，東三省每畝價格不足10元。國家農業部果樹病蟲害防治協作組專家組首席植保專家馬恩正介紹，吉縣三面環山，80%的耕地種植著蘋果樹，作為當地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蘋果樹林屬于規模小、附加值高的農田，作物定位高端蘋果市場，通常十幾畝田地規模的農戶，每年毛收入10萬元左右，同時地形崎嶇導致人力成本相對較高。加之農田分散、地形崎嶇，其他農機如拖拉機并不適合在此作業。
馬恩正認為，吉縣是適合推廣植保無人機的樣本地區。這也是與農民合作的植保隊，在吉縣推廣兩個月便盈利的重要原因。當地植保隊伍來自禾文科技公司，作為大疆植保機的代理商同時向農民提供植保服務，公司ceo李耀自留學回國后便對中國植保市場懷著美好的愿景，2016年他組建隊伍來吉縣服務果樹田，他稱公司在2017年3月已經開始盈利了。
200億市場僅有10%盈利
但諸多植保隊人士與李耀有著截然不同的經歷。據中國農用航空植保協會調查數據統計，2016年全國僅有10%的植保隊達到營收平衡。這與200億規模市場蛋糕形成了鮮明對比。
當下，諸多業內人士對于適合植保無人機發展的農業市場進行探討，同時指出，這條產業鏈發展并不均衡，上游制造商和農民用戶均享受著市場紅利，唯獨植保服務這一中間環節虧損嚴重。植保無人機在吉縣作為一個典型樣本，或表明農業區域的選擇是決定能否盈利的關鍵要素。
在記者采訪中，幾名植保隊人士稱對李耀“很羨慕”，但他們仍然沒有選擇如山西吉縣這樣的農業區域，他們認為，除果樹這類高附加值的小規模農田外，決定中國農業經濟命脈的仍然是新疆以及東三省地區的大規模農田。
李江（化名），自2014年起在新疆做植保服務，在2017年初決定放棄植保業務，談到此，他稱2016年來公司植保業務一直是虧損的，自己“身心疲憊”。
今年李江將植保隊伍從二十幾人縮減到五六人，因為他意識到，公司作業成本過高，正以高價人力換取農民的低價人力。在新疆北疆地區，他所服務的農田作物以小麥為主，農民每畝付8元，而他提供的植保服務中要投入飛機操縱手和管理人員的人力，需要人員工資、車馬費、住宿費、燒油費等。在服務農民的時候，他發現大部分農民不舍得花錢，因為相比農村青年勞力，經過無人機操縱、農田作業等一系列培訓的飛手，是更高價的人力資源。
為此困惑的，還有來自遼寧省的植保隊隊長趙成（化名），他認為，低頻次也導致植保無人機人力成本過高。他所服務的水稻田每畝10元價格本就不高，又受到作業季的限制，服務頻次不高，在非農忙時期，公司沒有任何收入來源，而仍要支付植保隊人員工資。
而在李江和趙成的眼中，在新疆和東北作業區域，植保隊的供過于求。這導致了企業議價能力不足。植保隊一擁而上，但大部分農民卻并非像前述的劉新柱，更多是在觀望中。
這也因為部分植保隊靠低價攬活擾亂市場秩序。李江稱，在新疆地區，一部分植保隊發現市場問題后及時關停了服務，但另一部分“每畝只給6、7元錢他們都干”。結果是，他們為壓縮成本往往不按技術和服務指標作業，或代理質量不合格的植保機，這些植保隊伍從一個地區跨到另一個地區，在各農業大省中不斷嘗試，往往都做成了“一錘子買賣”。這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對植保無人機服務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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